摘要：陕甘宁边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战胜困难、巩固革命政权与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高度出发，大力开展廉政建设，坚决同腐败现象作斗争，使广大党员与政府工作人员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甘当人民公仆，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戴，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证。本文探讨了陕甘宁边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历史背景、主要措施和历史启示，希望对当前借鉴边区时期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廉政建设；措施；历史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作为延安总部的所在地和共产党领导抗战的指挥中心，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始终紧抓党风建设和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取得了积极的成就，为各根据地党政建设做出了率先垂范的作用，这种示范效应极大地影响到各抗日根据地党风廉政建设。边区政府成为最民主廉洁的政府，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最终取得了抗战的胜利，推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廉政建设的经验已成为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总结历史经验，它对于今天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边区廉政建设的历史背景

陕甘宁边区政权时期处于艰苦的战争环境，物质生活极为困难，且区域偏僻狭小，产生腐化现象的条件和土壤非常有限。全民族抗战局面形成之后，中共所处的环境和它在全国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二次国共合作后，中共在全国范围内虽然没有取得执政党的地位，但在陕甘宁边区等相对稳定的局部地区赢得了合法的执政地位。然而，在局部执政的环境中，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权面临着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全民族的团结抗战得以实现，但统一战线包括各个阶级和阶层，外界的各种不良影响无时不在腐蚀着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政权。抗战中，中共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根据地的经济基础包括以私营经济为主的多种经济成分，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剥削制度，根据地允许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因而资产阶级思想就不能不对共产党产生影响。同时，根据地基层政权使用了一些旧的人员，一些旧的社会恶习不可避免地带进了革命队伍。特别是国民党在抗战中仍继续坚持反动立场，推行限共、溶共政策，对共产党及其革命政权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手段的腐蚀破坏。在政治上、组织上国民党对共产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诬蔑和限制；在军事上进行挑衅和蚕食；在思想上对共产党干部采取拉拢，并以高官厚禄引诱，企图动摇瓦解共产党人的思想和斗志。

1938年10月，张闻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对此就曾明确指出：“大资产阶级现在用一切方法影响共产党（如思想上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物质上的——金钱、地位、美女等），使共产党成为国民党的一派，融化在国民党中，成为它的尾巴。”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内产生了右倾思想，革命队伍中出现了一些意志不坚定者，军队中也发生了少数干部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现象。贪污浪费、挪用公款、伪造单据、私卖公粮、盗卖弹药、包庇走私、偷税漏税、索取贿赂、携款潜逃等问题经常发生。仅从1937年到1938年两年时间内，陕甘宁边区就发生了180余起公务人员贪污腐化案，例如：八路军某团团长周时源贪污公款500元并潜逃；边区靖边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肖玉璧，在任内挪用贪污公款3050元并为国民党旧军官张某招募新兵，案发后逃跑，等等。

由此可见，在中共局部执政的情况下，党和革命政权内部出现了不同程度腐化现象。这种消极腐败现象尽管是局部性的，但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损害了党群关系和军队的战斗力，不利于抗日战线的扩大和加强，这些腐败的出现，败坏了我党的声誉，降低了我党及其抗日民主政权在民众心中的地位，危及革命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对此，党始终高度重视，一针见血地指出，贪污、腐化、堕落是三位一体的东西。真正为了工作斗争的同志，必不愿贪污、腐化。贪污必然腐化，腐化必然贪污，贪污、腐化最后的归宿，必然是堕落，脱离革命，因此，应该把贪污、腐化现象看作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集中火力与它作坚决与无情的斗争。我党多次命令各级政权要厉行节约，“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张闻天也强调：“如果我们在这个时期不整理反而腐化起来，待敌人真到边区来了，那我们才措手不及，真正到了危险时期，再想整理也没时间了。”

这种情况表明，如何解决中共局部执政条件下的腐败问题，在民族战争中巩固和发展中共及其革命政权，以此与国民党政权长期并存和抗衡，直接关系到此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与前途。因此，中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努力推进廉政建设，坚决整治腐败。

二、边区廉政建设的主要措施

自1938年起，中共中央领导边区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廉政建设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建立廉政制度，使廉政建设法治化，从而实现依法反腐

抗日战争时期，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制度，以实现“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的纲领。据统计，仅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和发布了10多项廉政制度。主要有：1939年制定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1943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等。为了更有力地打击贪污行为，根据地适时地颁布了反贪污法规。如，1938年8月，边区政府就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9条，其中规定贪污500元，即行处死。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共11条。规定凡政府工作人员、群众组织及社会公益事务团体之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即以贪污论罪克扣或截留应该发给或缴纳财物者……。惩治贪污腐败的法律条文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年）也有反映，其中第八条规定：“厉行廉洁政府，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1943年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第五条规定：“公正廉洁奉公守法”。该条规定下面的注释说：“这是我们政务人员应有的品格，要在品行道德上成为模范，为民表率。要知法守法、不滥用职权、不假公济私、不贪污、不受贿、不赌博、不腐化、不堕落。”

边区的廉政法律制度还在干部管理使用上建立了严格考核制度。《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条例》和《干部管理通则草案》规定中明确指出：有危害群众利益以及贪污、腐化、营私、舞弊行为者，不得任用为干部，现任干部犯有上述错误的，应予停止使用或惩戒。关于政府工作人员的薪饷问题，鉴于“‘高官’与‘厚禄’相连、‘升官’与‘发财’相连是中国政治腐败的根源”；鉴于“做官”和“耕田”只是一时事业的变换，1937年5月通过的《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规定：将来边区政府给工作人员发薪饷时，“一定要限制其最高额不得超过边区内熟练劳动者的所得”，以保持和发扬苏维埃政府吃苦耐劳的传统，也“给全国政权机关一个实际的改革和推动”，具体来说，就是保留苏区实行过的代耕队替士兵、工作人员种地的办法，即“禄足以代其耕”。对地方各级政府的机构设置、编制、经费等，边区政府都有严格规定。如县政府月办公费为30元；行政专员驻在县，政府办公费可酌量增加，但不得超过50元，特别开支须先呈报并得到批准；区政府月办公费3至4元；乡政府办公、津贴费每月共6元，“乡长不另支伙食、鞋袜费”等。与此同时，颁布和实施有关法规，明确量刑标准。1937年3月，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主席的名义，将1933年12月与项英一起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再次颁发，令各级政府遵照执行。1938年8月15日，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其中规定：凡边区工作人员贪污500元以上者，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死刑；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1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自首者，减轻或免除其处罚。由于严格执法，边区的贪污案例大大下降；1939年边区查处360件，1940年644件，到1941年即下降到153件。这些行政法规把干部的登记审查、提拔培养、配备使用、任免调动、考绩奖惩、待遇保健都与是否廉洁紧密结合起来。这些干部管理制度对保证陕甘宁边区干部的正常任免，干部队伍的廉洁，规制党员干部的腐化，打击贪污违法犯罪活动，推动边区的廉政建设有重要的作用。

（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廉政意识

边区建立后，在加强廉政建设的问题上，中共始终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防腐拒变的根本措施。这主要体现在：

一是加强廉政理论指导。全面抗战爆发不久，中共中央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明确指出：改革政治机构，“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早在1937年8月党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同年11月，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论述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形势和任务时，及时提出“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尖锐地指出要特别防止“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要求共产党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指出，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要成为廉洁奉公的模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为了坚持长期抗战，加强干部队伍建设，1941年4月，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提醒党的干部要在复杂的环境中，明辨是非，在思想上坚持党的纯洁性，在保护社会经济中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的同时，必须和党内的资本主义思想和腐化现象作斗争。毛泽东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吸取李自成失败的教训。这一时期，刘少奇、陈云、谢觉哉等同志也分别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防止贪污与反对资本主义》等文章，对全体党员干部进行教育。

抗战胜利后，中共对廉政建设的要求更加严格。1947年1月，朱德在《一九四七年十大任务》中指出：“为了解决自卫战争中的财政供给问题，必须一面发展生产，一面用大力整理财政，缩减一切可缩减人员，节省一切非必要的开支。由上级负责人以身作则，降低干部生活水平，表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严禁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犯者要加以严办。只有这样，根据地的长期的坚持才有保障。”1948年2月，周恩来在《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中指示：“各地党委在整党工作中，应当分别情况，解决问题。对于那些显然犯有重大罪恶、业已丧失作为一个党员的起码资格的分子，应当开除出党。对于那些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对于那些不可救药的党内蜕化分子，均应坚决清洗出党”。

二是开展整风运动教育。1942年在全党范围内开始的马克思主义整风运动，除把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确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作为中心任务外，还把反对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作为重要内容，这对于教育全体党员和干部开展反腐倡廉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是抓典型，进行榜样模范教育。中共先后树立了白求恩、张思德等榜样，号召干部和党员群众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学习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通过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增强了他们拒腐防变的能力，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边区反腐倡廉运动的发展，形成了廉洁奉公、勤政为民光荣，官僚主义、贪污腐化可耻的政治环境。

（三）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民主制度，通过人民监督政府推进廉政建设

为了促进各级领导干部勤政廉政，中共实行了具有边区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的民主政治，其主要表现是：

一是确立“三三制”，加强同党外人士的民主合作。194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正式确立了“三三制”原则，明确规定在参议会和政府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三三制政权的实行，有效地解决了边区政府工作中存在的“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共产党包揽一切的问题，充分调动了党外人士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克服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现象，“三三制”民主政权为廉政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二是按立法程序由选民或人民代表民主选举各级政府的领导成员、各级参议会的议员和各级法院的院长。被选举者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代表着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向人民负责、并定期向人民报告工作，接受人民的审查。这就遏制了以权谋私、假公济私、贪污腐化、以权代法、以情代法的腐败行为的发生。

三是实行广泛的民主监督。这种监督既有自上而下的上级工作检查，也有同级参议会对各级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左右监督。特别是人民群众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和监督权，对各级政府发挥自下而上的监督作用。1941年11月，毛泽东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最先倡导让人民来监督党和政府，他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而对如何实现人民的监督的问题，毛泽东在1945年7月与黄炎培先生的谈话中提出了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出路——“就是民主”，即真正厉行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使人民赋予政府的各种权力都能受到有效的约束和监督，政府就不敢松懈，也就不会人亡政息。

边区十分重视运用各种监督形式对党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广泛监督。这些监督形式，一是人民群众的监督。人民群众对政府和政务人员的监督检查，主要是通过批评、建议、控告等方式直接监督检查，或者通过各级参议会常驻会，随时转达人民的要求、意见和呼声。《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人民有用无论任何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1943年的《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还规定：“各下级政府或政务人员，如接到人民向上级政府控告的诉状，特别是控告政务人员的诉状，需随时负责转呈上级政府，不得有任何阻难亦不得置之不理。”实践证明，边区政府由于始终如一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真正把自身打造成了廉洁、高效的民主政权。二是参议会的监督。乡、县、边区三级参议会是由人民直接选举的参议员组成，它是边区各级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其职权主要是“督促和检查边区政府领导及边区各级政府、司法机关之公务人员的非法行为。”三是党内监督。党内监督主要有党员之间的互相监督，有广大党员与领导之间的互相监督，以及上下级组织之间的互相监督。其监督方式，除了强调铁的纪律要求和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外，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还规定“在区党委之下设监察委员会”，主要监察各级党的机关，党的干部及党员的工作、财务、违纪等情况。这样，把党的纪律建设和监督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对于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防止党员干部的腐化堕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全面从严治党、惩治腐败分子

在廉政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对党员严格要求，不仅从思想上通过说服教育的方法予以改造，而且还通过适用边区法律，使党员在行动上践行廉政的各项要求。

在1941年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提出“共产党员犯法从重治罪”，以示共产党是“最讲道理的”，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声望。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共产党代表向各级参议员郑重宣布：如果政府机关的共产党员有“疏忽职守违反法令的”，不仅各级参议会可以弹劾罢免，高级政府机关和司法机关可以“惩办处分”，而且可以向共产党地方各级党部、中共西北局乃至中共中央告发。那些“贪污、腐化、不称职、耍私情的共产党员，应该受到党纪和法纪的双重制裁。”边区党政机关对党员、党的干部的纪律非常严明，对党员违法乱纪行为的惩处毫不手软。边区司法机关在党的领导下，依据边区廉政法律处理了多起党政机关干部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和边区法制的案件。例如，八路军某团政委刘振球因贪图享乐挪用公款被开除党籍；1943年l月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对6名假公济私、贪污腐化的干部进行惩处，并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予以公布，引起强烈反响。

而在中国共产党依照边区廉政法律处理的党政干部的一系列案件中，最为典型的即黄克功案件，毛泽东1937年10月亲自批准将因逼婚而枪杀陕北公学女学员的抗大6队队长黄克功处于死刑。他在给边区法院审判长雷经天的信中说：“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与此同时，共产党严格要求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在廉政建设中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特别是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高级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率先垂范。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伯渠等领导人严格要求自己，从不特殊。那时干群关系极为融洽：食不过分大、中、小灶，且相差无几；穿着仅有衣兜多少之别，面料完全相同；数量极其有限的一点津贴，有的索性掏出来“有福同享”，娱乐一番；参加大生产运动不分将军和士兵、领袖与群众。中共作为局部地区的执政党，其自身的严格要求，从严整治，有力地推动了各级政府的从严治政、清正廉明，使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全国最廉洁最有效率的政府。

三、边区廉政建设实践的历史启示

陕甘宁边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政权在极其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仍然坚持不懈地反腐倡廉，防微杜渐，使党和抗日政权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成为全国抗战的坚强堡垒，赢得了抗战胜利，并为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牢不可破的基础。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获得局部执政地位后在如何防止部分党员干部腐化变质，保证共产党人廉洁从政的一次可贵探索。党风廉政建设为党培养了一大批忠实可靠的革命干部，为党进一步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定的干部队伍基础。陕甘宁边区作为抗日民主政权的其中之一，由此我们可以解读出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的整体面貌。根据地清正廉洁的政权建设成为新中国的雏形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中国政权的建设，因而它的意义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而且对我们今天的党风廉政建设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都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指导意义。

启示之一、反腐倡廉必须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提高党政干部为政清廉的思想认识。只有政治思想工作常抓不懈，领导干部才能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当好公仆，为党着想、为国家着想、为人民着想，摈弃一切私心杂念，抵制各种消极腐朽思想的侵蚀和诱惑。

启示之二、加强廉政建设，必须重视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为廉政建设提供制度上的保证。延安时期正是从一开始就着力各种法规建设，从源头堵塞住腐败的产生。当然为做好反腐倡廉，党和政府已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条例，但常常是法规的制定跟不上腐败现象产生的速度，缺乏预见性和前瞻性。这就要求我们有关部门在制度建设方面狠下功夫，在可能导致腐败产生的方面提前立法立规。

启示之三、加强廉政建设，贵在建立健全民主监督机制，强化民主监督意识。1945年，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时，曾向毛泽东提出了中共没有办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为此，在边区时期，毛泽东在很多著作中，对民主问题进行深入论证。为了强化民主建设，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实行普选的基础上，建立“三三制”政权，议员参政议政之气甚浓。仅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上就收到各种提案399件，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儿童等，有力促进了政府工作。实践证明，民主监督是加强廉政建设的主要武器。

启示之四、加强廉政建设，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政的原则，坚决克服有令不行，有纪不守，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打击不力的状况，坚决清除腐败分子，确保党和政府的廉洁。边区时期，依据各种法规处罚过诸如张家畔税务局局长肖玉壁、某团政委刘某，处理了通婚不成，报复杀人的黄克功等。正因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党和边区政府在人民中享有无比崇高的威信，人民称边区政府是名副其实的“人民政府”。当然新时期反腐倡廉以来，成克杰之流已受到法律的严惩，表现出党和政府与腐败问题斗争的坚强决心。但依法从速处罚腐败分子仍是人民群众关切问题。这就要求党和政府还需不断加大打击力度，使腐败分子无处藏身。

启示之五、注重示范作用。领导干部应起到模范带头的作用，率先垂范，以身作则。边区时期，共产党的领袖都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党和军队高级领导人月津贴仅5元，这种薪金制，带有战时共产主义性质，是战争年代边区内经济困难而采取的特殊制度。新的形势下这种制度虽已失去存在的社会基础，但它所表现出来的领导同志与人民同甘苦的精神风貌仍有现实意义。反腐倡廉工作，需要经常性地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并首先从领导干部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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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4:205.

作者简介

樊养才，陕西蓝田人，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和西北工业大学，先后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和法学博士学位。现为西安培华学院法学院法律文化教研室教师。研究方向为文学、法制教育。论文发表于《社会主义研究》《人文杂志》《社会科学论坛》等。主持省级社科基金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