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女大

1986年秋，我怀着美好的向往来到培华女子大学学习，当时的校址在西安市第十三中学。一进校就面对着破旧的楼房，我失落到了极致，与我才离开的中学校园相比实在相差太远。这里没有暖气，没有电扇，教学楼还是租来的，后面的楼里还住的是十三中的学生，我们与西北大学只有一墙之隔，却有着天壤之别。

我所学的专业是计算机应用，那时计算机刚刚在西安兴起，学校里竟然没有一台。在整个学年里，几乎都是在学习理论。对此，我愈感无趣。在我陷入失落的日子里，图书馆便成了我圆梦的地方。在这之前，我没有完整地读过一本课外书，总是在题海中穿梭忙碌。

记的第一次阅读的外国小说是司汤达的《红与黑》，我把自己闷在屋里，读了半天也没有进到书的情节里，是浮躁还是没有兴趣呢？总之翻了几页也不明白这些文字要说明什么，书就推向一边了，又去凑热闹地到处借时下流行的琼瑶、亦舒的书刊。待索然无味时，便又想起了《红与黑》。当我再度捧起时，竟被书中的生动故事情节所感染，被作者丰富的知识底蕴所震撼！从此激活了我读书的欲望，并一发而不可收拾。我在想，大学之美，即在于自由精神的勃发，在于敢于怀疑和尝试一切的激情，而母校正是这种精神的所在，从此以后，我的心连起了世界。

光辉岁月

当时的培华女大还没有宿舍楼，像中学生一样每天上学下学，大家称之为“走读生”。挤公交车是大家必不可少的一件事。那会西安交通不发达，没有从我家到学校的直达车，只能连转两班车坐到终点站才能到学校，为了能抢到座位，我常常起早贪黑，甚至比6路汽车的发车时间都早。记得有一天，我穿了一双细高跟鞋，随着挤车的人群硬挤进去，然后车门在身后缓缓关上，我用尽全身力气准备转个身直到东门下车。到东门后，门一开，我第一个冲出去，才跑了几步就听见身后有人大叫：“鞋跟掉了，鞋跟掉了”。我回头一看，车门大开，一男子双手撑着车门正喊我呢。我奔过去一看，我的一只鞋跟被死死卡在车门的滑轨里，我红着脸霸气鞋跟就跑……。现在回想起来，我都不知道当时我是怎样走进教室的，一进教室门，同车而来的王文莉正在绘声绘色地给大家描述我刚才的经历，讲到那个男子双手撑门不让其他人下车的情景时说：“他那个样子，简直就是《列宁在十月里》让列宁先走的再版。”乔永丽看到我的窘态后说：“阿文，这有什么啊，有天我放学回家，车上很空，几个老乡坐在最后一排，面前放着几个买完东西的大箩筐，司机突然一个急刹车，一个乘客没站稳，‘咚咚’地后退了几步，一屁股坐在大箩筐里了。”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收到《回忆录》约稿函的那天，我正在读《天龙八部》。其中写道：段誉见到王语嫣时如痴如醉的样子。我不禁想起了当年上课时的一幕情景：我们的电子实验课教师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每次上课总会盯着徐芳讲，徐芳是个高个子大美女，她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老师经常边讲边写板书，一堂课讲完，黑板上的字全部都是从低往高斜着上去了。一下课，大家都围着徐芳，“都是你，害得我们都是歪脖子了！”她总是莞尔一笑。

难忘的结局

从1969年到1975年，在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那是一个荒谬的年代。但在我作为一个学生的记忆中，培华始终是乱世中的一方绿洲。每个求知欲强烈，勤奋好学的学生不管他家庭背景如何，都会得到老师的呵护和帮助。当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聘请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大、西北大学等名校教师。依稀记得带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教员，他是西大的教授，课讲得十分有激情，只是十分渊博，可惜我们当时太浅薄，课堂纪律总是不太好，回想起来真是对不住他了。

1989年5月是我毕业的日子，指导我做毕业设计的是一位西工大的教授，他领着我们6个学生在西工大计算机房搞程序设计。老教授大高各自，胖胖的，大方脸，对任何人总是笑眯眯的，他每天手把手地指导我们几个编写程序。

一个月后就赶上“6·4”学潮。西工大的校园里每天有人在激情的演讲，有一天，同学马兰哭着进来，教授问她咋回事，她说：“在楼下听人演讲听的。”教授叹了口气。几天后，学潮运动达到高潮，到处弥漫着冲动不安的情绪。教授找我们6个谈话。“毕业论文赶紧写，提前一个月完成稿毕业答辩，你们几个女孩子来回奔波太危险。”就这样，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回到母校中，直到后来联系工作，离校手续还是家人帮着办的。现在想起来特别遗憾，没有与同学照一张毕业合影，没有见上老师、同学的最后一面。毕业后，许多同学从此失去了联系。

倏忽间19年过去了，康田、徐芳、徐颖，班里的三大美女，你们依旧美丽如初吗？吕燕、马朝晖，我昔日的同桌，你们生活还好吗！卢国虹，你仍坚持书画创作吗？时值母校八十年校庆，届时还能见到你们吗？

（本文作者宋丽文，86级计算机应用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