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上半年，经中共西安市第三经委员会选拔考核，我被批准招录为正式干部，并分配到西安市人民政府企业局工作。
当我等五名同志持经委介绍信到市企业局办理报到手续时，该局人事科的一位负责人说，现在新建的工厂都需要成本会计，如果你们愿意深造的话，就送你们到培华财经学校去学习成本会计。我等一听此言，均异口同声表示同意。于是人事科的同志告知，该局还从其他方面接收和新录了一批干部，待到秋季开学时，一并到培华办理入学手续。
培华是上个世纪30年代左右，由西安的一些热心职业教育的人士创建的一所私立职业学校，它以半工半读或底学费的形式，把一些家境困难和低学历的青少年，培养成各种实用型的技术人才，并帮助其走上就业谋生之路。因此，它在西安乃至陕西，名声远扬，久负盛名。今日培华学校已由市人民政府接办，由私立变成公立的中等职业学校，能来此接收正规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学习深造，现实机会难得，因此，大家情绪旺盛，信心很高。
当时的培华学校由于刚刚转成公立，似乎管理体制和内部机制尚未健全，没有校长，只有两位副校长，一个是刘星煌，是青年团员，据说是西北大学毕业，由团市委派来的；一个是姜维之，民盟盟员，可能是从该校原有教师中提拔的。姜校长主管教务和学生生活工作，治学严谨，对学生管理较严格，早晨或夜晚经常深入学生宿舍抽查学生的起床和就寝情况，有一次一位初级会计班的同学早晨未按时起床参加早操，被姜校长发现，自称是肺疼有病。后来姜校长在大会上不点名的批评了这位同学，姜校长说，肺是无知觉的，这位同学说他肺疼有病，自然是称病懒得起床。当天气转暖进入夏季时，姜校长要求同学们上街时，不得穿背心光膀子，一定要穿衬衣，并把下襟装在裤档内（指那种前襟短后襟长的俗称“羊尾巴”衬衣）。姜校长的这些要求也使我很受教育和启发，至今仍记忆犹新。
那时，培华学校还没有党支部，全校只有一个团支部，还有一个民盟支部，盟员多是教职员们，潘鸿昭老师似乎兼办民盟的日常工作。
老师们经过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思想政治觉悟都有所提高，初步明确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要求，都把人生观教育贯穿于课堂教学之中，言必讲政治，鼓励同学们学好本领为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做贡献。
由于我们这个班50余名学生多是新招录的青年干部，年龄稍大、自觉性较高的特点，入校后，学校在食宿安排上与其他低年级各班一样，即同在200余人左右的大宿舍的通铺上住宿；同在芦席搭建的大棚下8人一桌的食堂就餐。惟在教学上，对我们按高级会计班待遇，班级名称是“高级工业会计班”，有些课本与大学同专业一样的教材，具有相当的深度和难度。任课教师多是一些经验丰富，水平较高的老师。
我们班共开了10门课，每位老师都是尽心竭力，认真施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新会计学》由胡宗光老师主讲，胡老师年龄较大，头发几近脱光，北京口音，讲课时嘴内假牙磕得噹噹响。但他备课认真，每次教案写了一沓，对课文记得烂熟，他不揭书本却能把课文内容全讲出来，令人叹服！他夹叙夹议，每次还在黑板上写了一大片笔记。
2.《工业企业成本计算》由孙经天老师主讲，孙老师是西安口音，似乎还有搞成本会计的实践，他讲课严谨，吐字清晰，那么复杂的产品成本费用分摊计算过程，他都能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地在黑板上表述清楚，令同学们心领神会，牢记在心。
以上这两门课是我们学习工业会计的主课，两位老师讲得详细，同学们听得认真，做作业一丝不苟，力求准确无误，每次考试都能得到较好的成绩，其中有的同学每门竟达97-98分。总之，大家通过“资产等于负债加资本”借贷原理的学习，弄清了记总账、分类帐、明细帐和编制企业“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等年度报表的方法，也掌握了在单件小批生产企业的单位产品成本的计算办法。
3.王高福是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的青年教师，担任我们的班主任，并给我们带《政治经济学》课，王老师性情开朗，活泼近人，和同学们能说得来，经常互开玩笑，逗乐儿，他的口语是上海腔的普通话，有时咬字不真，舌头搅得满脸红，弄得大家哄堂大笑！
4.李秉智老师是天津南开大学毕业的青年教师，给我们讲授《统计学》和《工业企业组织与管理》两门课，他是天津口音，讲话稍有点结巴，在讲《统计学》中的“平均数”一章中，“w·A=∑(wx)/∑w”中的（西格玛，大不溜，埃克斯）等字母时，弄得大家好神秘，当大家完全学懂后，其实就是一个加权平均数的计算公式。
5.政治课由刘星煌副校长兼任，他主讲的《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座》，虽系小册子，却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交代了个清楚。
6.“数算”是会计工作使用的重要运算工具。潘鸿治老师用朴素、扎实的西安话边讲解边演示，把“加、减、乘、除”的运算方法都讲得一清二楚，大家也都听懂了，但是，要把算盘打得快、算得准，还得凭个人的长期演练。
7.《高中语文》虽然还是我们的主课，但是，欧继宗老师那种声情并茂，深入浅出，生动感人的讲法，深入吸引着大家的学习兴趣。尤其是他在讲授《谁是最可爱的人》、《纪念刘和珍君》等课文时，情感真挚，爱憎分明，分析透彻的那么一股激情，至今还留在我的印象里。
8.音乐老师马毓斌，是个30多岁的中年人，吹、拉、弹、唱都行，他教我们学唱的那首“火车在飞奔，车轮在歌唱，装载着……”的歌曲，充满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浓郁气息，给人鼓舞，催人奋进。他训练的学生乐队，活跃着校园生活。
9.体育老师孝次光，河北口音，年岁偏大，瘦高个头，动作精干，对球类、器械、田径等项目都能规范演示。在组织的班级小型竞赛中，我除了跑百米、跳远、掷铅球等简单的几个项目能参赛外，其他技巧性较强的项目，均拿不到什么成绩，诚为憾事！
在培华财校以攻读工业会计类课程为主，兼学的《统计学》、《政治经济学》等其他经济课程，给我从事经济工作打下了基础。
我毕业后因工作需要并未从事会计工作，而是搞了计划工作，当时还觉得有点婉惜，但是革命工作需要，只得服从组织分配，干一行爱一行，学习一行，力争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做出新成绩。在市企业局计划科我亲自参与了“西安市地方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后被选调入市计划委员会，主搞包括国防工业和其他中央、省属工业在内的“西安地区工业计划”的审批与综合工作。想不到计划工作中有些指标的含义和计算公式等，都是从《统计学》中来的，所以我一开始接触计划工作就很快地进入角色。
后来，我被调到物价部门专门从事物价工作，于是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进修《价格学》等课程，当年在培华所学的那些经济知识，又成了我继续深造、开启大学相关教材之门的钥匙。在物价部门所从事的定价、调价工作，件件与会计核算密不可分，“成本是价格的最低经济界限”，“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总水平的变动是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我作为一级地方政府的物价行政主管部门的负债人，不论在研究具体价格的定、调价，还是研究市场物价的宏观管理，我当年在培华财经学校所学的那些经济知识和后来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所学的价格理论全部都派上了用场。
回顾我四十多年从事经济工作的全过程，每当我接受一项新的经济工作任务之时，就联想到当年在培华学到的相关经济知识，并把它作为我入门向导，而这些知识都是当年培华那些老师们精心传授的，于是我深感恩师难忘！
我毕业离开培华已逾半个多世纪了。五十多年来，培华几易其名，人事多有变动，尤其是1956年迁校长春，隶属关系发生变化，几乎将大部分教职工分散到其他学校。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历次政治运动中，可能有一些教师受到冲击，甚至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决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受过不公正待遇的一些老师们也都得到了平反，原先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一些不实之词，统统被去掉了。
但是，由于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性，有些老师早已作古，少数健在的也进入耄耋之年，现在也不知他们身居何处？本文首先对逝者表示深切怀念；对健在者，送上良好的祝愿，祝他们安度晚年，健康长寿！
(本文作者高焕方，原西安市物价局长)
